另一方面，进入附庸罗网的士子们也成为专制君主轻慢、侮辱乃至虐杀的对象。这类事例在历史上可谓司空见惯。如刘邦动辄对士吏自称“尔翁”（用今天的话即 “你老子我”），会见士吏多以戏侮为乐，取其冠以为尿器，或者傲慢地一边让女人洗脚一边会见士吏。在主仆伦理之下，士子的任何独立意志，在帝王那里都会遇到天然的敌意。游方和尚出身的朱元璋在夺取皇帝宝座后，下令将孟子牌位逐出孔庙，原因是孟子反对君主的绝对权力，主张君臣关系的契约式依存：“君之视臣如手足；则臣视君如腹心；君之视臣如犬马，则臣视君如国人；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讎”，（《孟子•离娄下》）。与西方中世纪知识人遭受教会迫害不同，中国文人往往成为专制君主淫威的牺牲品。士子以文（或以言）致祸的事例不绝于史书，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道大景观。从秦代的“焚书坑儒”，到满清王朝的大兴文字狱，以至几十年前全民族的知识人被集体诱入“阳谋”而几被一网打尽，似乎都可以从“学优而仕”传统造就的专制君主的“封主”心态得到解释。

    其次，“学而优则仕”传统确立了一个原则，即以“仕途”的飞黄腾达作为“为学”成功的标志，于是对“学优”的追求转化为对仕途经济的追求。由于至仕之途费尽千辛万苦，成功之后必得报偿方为心甘，所以“升官发财”成为士子耗尽心力的永恒追求。这追求中，“升官”是问题的关键，只有升官才有可能掌握更多可以支配的资源，才有可能“发财”。于是，巴结逢迎、欺上瞒下、结党营私，精于“厚黑”之术，成为官场上必须具备的本领，官场之道成为倾轧和整人术的代名词。

    更重要的是，士子个人仕途的成功与否不仅关乎读书人个人的前途命运，也攸关家族的兴衰成败。供养子弟读书成为每个家族的头等大事，最大的投资，于是规劝子弟刻苦读书成为整个家族成年人义不容辞的义务。“三更灯火五更鸡，正是男儿读书时”；“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”；“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”；“吃得苦中苦，方做人上人”之类俯拾即是的“劝儿语”，遂成为千载流传的民众最熟悉的教子格言。在整个家族所寄予的改变现状的重望之下，仕途得意的士子要成为两袖清风的廉吏，真是难乎其难。于是，“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”成为官场通例，官场上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和“难得糊涂”的郑板桥就只有归隐田园，没有其他道路可以选择。这就可以理解两千余年中国历史上，何以老百姓对“青天”的期盼犹如大旱之望云霭，呼唤之声响彻云霄，但“青天大老爷”终是千载之下难得一见的“稀有之物”，因为“学优而仕”的目标就“升官发财”，不发财岂不有违初衷？

    对于“学优而仕”的妙用，历代关心政治的人都是一清二楚。孔夫子骂问稼穑的学生樊须为“小人”，是因为这小子似乎不明白在孔子看来很浅显的道理：只要做了官就有“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，焉用稼！”宋真宗赵恒的《劝读诗》：“富家不用买良田，书中自有千钟粟。安居不用架高堂，书中自有黄金屋。娶妻莫恨无良媒，书中自有女如玉。出门莫恨无人随，书中车马多如簇。男儿欲遂平生志，五经勤向窗前读”，更将仕途成功带来的一切美好前景（包括食、居、婚、行一切方面）赤裸裸地勾画出来。中国社会两千余年以来的所谓“学问崇拜”，其实质是对“荣华富贵”的向往，绝不是真正的学问崇拜。在“学而优则仕”传统中，如果有人说读书是为了求知，简直就是痴人之语，会让人笑破肚皮。

    因此，“学而优则仕”传统使读书人丧失了两个最重要的人格品质：一是读书人的独立人格和思想自由，二是“为学”应有的形而上学的不懈追求；“学术”以追求真理为依归成为不可能之事。它与古希腊形而上的爱智传统之间差别不啻天壤。在古希腊传统中，为发财而追求知识是愚蠢而可耻的想法。柏拉图创办雅典学院，他的弟子中有人学了一些数学公理后，问老师学这样的学问是否可以赚钱，柏拉图听后让人给这个学生几个钱让他赶紧滚蛋，原因是这样的人根本不了解求学的目的，也不配成为学者。这种传统在千载之后的文艺复兴时代再次复活，成为近代科学产生的重要前提。而在中华大地上1905年的废除科举之制，曾使许多士子因失去熟悉的事业前景惶惶不可终日。

    再次，“学而优则仕”传统虽然承认各等级士子的“平等”参与权，但官僚政治的等级结构使成功“入仕”的士子的最终归位却是等级性的；仕途的升迁成为衡量 “学优”的标准，“官大”也就意味着“学优”，于是“官大学问大”成为一个不言自明的“真理”。近代以前学问范围有限，“官大学问大”大致还具有一定的真实性。帮助齐桓公“九合诸侯一匡天下”的管仲，负经天纬地之才的诸葛亮，自信“不为浮云遮望眼”的王安石，以及主张“西学为体，中学为用”的张之洞，都是历史上官高学问也好的显例。但是，近代以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，社会分工日益发达，各种学问已成“分科之学”，任何一门学问都足以使一个人耗尽毕生精力而难以窥其全貌。政治家（包括创立了所谓理论体系的政治家）除了在其专精的政治学及其政治实践方面具有较多的发言权之外，在其他领域都不具备任何知识优越性；他的理论不可能是统领一切、包罗万象的绝对真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“官大学问大”是至为显然的谬论。但我们看到，近代以来，中国社会中将政治权威混同于学术权威、科学权威，以政治权威的结论为终极真理，甚至将政治权威置于学术权威和科学权威之上，以政治权威干预学术研究的现象，已是见怪不怪、习以为常，其荒谬性时至今日仍未被充分认识。

    最后，应该指出的是，“学而优则仕”传统中的“学”，是服务于礼制秩序的道德哲学，其基本载体是所谓圣贤的“经典”（如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），学习的目标和至仕之途的衡量标准是对这些圣贤经典的熟悉程度，其必然后果是，正心修为治国平天下的学问成为正流，被视为学问的正宗，与仕途经济无直接关系的自然研究被排斥在“学问”的范畴之外；对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，除了以阴阳五行加以附会臆说外，绝少认真地探索。两千余年的传统治学方式，就是“代圣人立言”，“为往圣继绝学”，以所谓四书五经为立说根据，专事冥想，不求实验。在整个古代社会以实用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发明中，除了一部分（如四大发明）被改造后服务于统治秩序和实际生活外，绝大部分被视为“奇技淫巧”而得不到重视；自然研究则被视为不务正业。中国历史上的所谓“科学家”如张衡、宋应星其实都不是以科学探索的成就为官府重视。直到清末，作为西方文明具体体现的铁路建设传入中国后，仍被当作破坏风水的怪物，受到上至官方下至百姓的敌视。时至今日，我们仍然看到，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才，面对昔日同窗共读、衣锦还乡的官员同学，还往往不禁产生自惭形秽的感觉；而在政府方面，对于那些在学术研究上做出突出成就的学者，通常的做法往往授之以某个级别的官衔以示尊重。所有这一切都使人清晰地看到“学而优则仕”传统的旧形，使人不得不惊叹于这个传统的顽强生命力，以及它于我民族心态和官场思维的巨大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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